王洋，是个东北老大哥，有自己的信仰。瘦高的个子，戴着一副很厚的眼睛，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有教授的潜质，我很了解他，其实做学问，也是逼出来的，还是个喜欢玩的人，现在一定正呆在寝室里玩他的魔兽类游戏。他是个台式机高手，平时我们机子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找他，而他总是欣然出手，一般都会手到病除。凡是需要他帮忙的，没有不答应的，但他又有性格，敢说真话。记得研一时，世界史评奖学金，利强和一位台湾同学获票数相同，班主任为照顾统一大义，武断地让利强放弃自己的权利，王洋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和班主任理论的人。还好北师大出了一个王洋，不然这个学校没救了。其实回想起来，王洋是唯一一个人权班以外而又对我的人权思想有很大影响的人：我们曾在由家乐福回万柳的路上进行过法律与道德标准孰优孰劣的辩论，为此我损失了半个法棍；还有在寝室里，讨论政府政治宣传与公民知情权的问题。我曾经开玩笑说，王洋如果把胡子续上（两天不剪就成）可以去做精神领袖。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钱财方面没有心思，不管他借别人的还是别人欠他的，事后都不记得。花花曾经为找王洋讨债犯过愁，我告诉他你再借回来不就行了。

花花，我难得的好兄弟。单纯的像清水一样，耿直而真诚。最后一次在南门“万柳烤串”吃散伙饭的时候，他又感慨往者已逝，害怕大家若干年后见面的时候再也没有这份感情（是不是学哲学的都这样），就像许多高中、大学时的好友一样，生疏了。我告诉他，注定不是过客，就怎么也不会随随便便过去。有的时候真要相信缘分这个东西。他和我一样，一开始就和非自己专业的人同寝，多少有些不忿，现在看来却是最可感激的事了。花花，这名字是我起的，认识他的人甚至有不知道他大名的。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几杯酒下肚，话多了，就开始一大套罗罗嗦嗦的理论、概念，对于价值的持守、现实的悖道、时间的无奈都会有很多话想说。三年了，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友谊应该是从学一那神话般的酱大骨开始的，如今变成生死与共的兄弟，已经不是言语所能简单记述的了。“学五，十分”，“强国”，还有“那沙”……其实我们的共同语言最多，相处的时间也最长，也最知根知底。昨天晚上，我逛完未名湖回来，收到他的短信：“真是送不了你了，你也不给个机会，多保重吧，抓紧找个老婆生个孩子……”我的泪马上就来了，前天送元东的时候，已经哭过一回了，其实到了夏天本来雨水就多，挡都挡不住，如果你们都来送，我还不哭死啊，哈哈！

东，有才情的兄弟，也是我们一致认为三年变化最大的一个。记得刚来的时候，东的计划是一本《黑白西游记》外加毕业后去支边，援助新疆。（顺带又想到了我们胎死腹中的《北大情史》，慨叹，年轻啊）本科是旅游管理的他，文笔甚佳，写小说诗歌都不错，每次写完我都能有幸成为最先阅读的几人之一，并交流自己的观感和意见，每次他也都欣然接纳（不管是不是真心，至少在我有几分虚荣的快感），我现在还保留了他一首写雨的诗。感情的事，对他打击很大，他也为此付出了许多，我们的夜谈会有好几次都是以他为主角的。其实每次喝酒我和东总是聊得最多，东的骨子里很有浪漫主义的文气，但是处事却中规中矩，大有魏晋士人遗风，现在的他虽然也是去支边了（去了广州），真不知道他还会回北京吗？不过他带给我吃的花生，是我活这么大说过的最好的花生，（哈，我没什么出息）其次是利强老婆给的。东走了我本该走的仕途，其实我很担心他能否在黑暗的官场里混出头脸，不过东的坚韧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没有了感情羁绊的他应该可以放开手脚来创立一份基业的。东走的那天，我和王洋还有小付去送他，路上东不住的叹息，把我带得也开始伤感，车开动了，东还用手比划着，要我们照顾好小付，多么痴情的一个人啊！

利强，last but not the least，是四人中跟我骨子里最像的一个，聪明、细腻、敏感、好强。他绝对是个理想化的完美主义者，他有冒险精神，喜欢创新，特别的有思想。小的时候，曾经制造过炸药，也曾因为横渡某大江而闪了腰，还曾妙招迭出地感动了现任女友，着实让人佩服。他有左岸文人的气质，他那忧郁的眼神，让不少女生都为之动心。他爱喝酒，从小便在酒乡长大，如果给他一把剑，竟可以演令狐冲了。为了喝酒，花花和他还发生过争执，利强说他从不劝别人喝酒，但另一方面酒喝少了，他又会说花花磨计，直到现在把花花锻炼得有几分豪气为止。我永远忘不了这个能用筷子帅气的把啤酒瓶打开的男生，忘不了他手把手要把这一绝技传授给我们的那个夜晚。用花花的话说，利强是那种开始时不十分好相处，但是处好了真是兄弟的人。缘分使我们成为兄弟，让我们这两个都非常好强而且都很优秀的人住在了一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曾经很微妙，但我可能是北大最了解他的男生了，不仅是因为我们曾经卧谈到深夜，而是因为我们很多心态是那样相似。我相信以他的能力，几年以后一定会有不小的作为，但愿他凡事能想开一些，尽早度过人生的这一瓶颈。送元东走的那天，他也哭了，好在今天他也没空来送我，看来还真得感谢燕工服务社没能给我买到火车票的一番苦心了。

飞机滑行在跑道上，停了，我打开手机，收到妹的短信，询问我是否安全到达。说起来，我很幸运，三年认识了这许多和我志同道合而又关心我的好朋友，该知足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云上的日子也将渐渐离我而去，但我会把这份记忆珍藏心底，注定不是过客的，就不会那么随随便便过去，不是吗……

“飞机20分钟后将会降落在合肥洛冈机场，请旅客们系好安全带……”阳光照在机翼上，像巧克力的锡箔纸，泛着银色的光，把四周云海照得愈发光洁。我的心情，就像这浮云一样，飘忽不定。七年的日子，飘走了，逝者如斯；北学的旅程，好像在此刻就要挥手告别了，云彩我是带不走了，但趁现在还在云上的时候能够记起点什么，给自己做个交待。

一个多小时前在北京机场，几个哥们和妹来送我，幸亏有牛和砚秋一直调侃，我居中插科打诨，大家嘻嘻哈哈，直到我走近安检口。

牛，外表是个典型的山东汉子，晒得黝黑的国字脸上洋溢着憨厚的笑，可内心却是细腻的上海人，有着法律人特有的逻辑和精明。牛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和娇妻、宠物（好像是狗）在自家院子的喷泉旁的草坪上晒太阳。曾因为共同的出国梦，两个人在ETS的重压下结下了革命的友谊。他相当喜欢歪歪和八卦（这是复旦特产），却把作人要厚道挂在嘴边，说到底还是个老实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他给我讲他恋爱的经历，我装着很懂的样子帮他出谋划策，从此我们就成了交心朋友。其实他的人生和我一样不顺，不过对待老天的态度略有不同，我不信命，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而他则不争，一副安于天命的样子，常常会摆出一堆残酷的现状来企图摧毁我所持守的理想主义希望，无论是在32楼还是在未名湖边，我们都曾有过长时段的辩论，所以我们在一起时喜欢斗嘴，在机场等机的时候，也被我扣了顶“爱抬杠”的帽子，不过这次和他抬上的是砚秋。

砚秋，表现出了南方人的水灵，是个比我还要感性强于理性的理想主义者。名如其人，他有着悲秋的文人特质，晓春jj语，砚秋看见花开会想到花谢，当时我笑他是从哲学系带出来的坏毛病，这样我的那个“霁”字能给他那么深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他最初给我的感觉倒是西化的利害，记得他曾跟我和小雁在西门讨论聚餐的场合，那次也是送我，我们都觉得许多人一起进行这种大排挡式的腐败才更为尽兴，他则喜欢烛光晚宴、高脚酒杯式的情调，我说那种场合还是留给自己的女朋友吧，后来他真的有了女朋友，并唤我作坡上村同学（这其中有一起吃饭的一些典故）。他真正认识我，恐怕是在他去HK的时候我把我寡居的陋室（真的相当的陋，砚秋一定深有体会）让给他，自己去挤油麻地的朋友家，还需缴一笔额外的房资。我真正了解他，可能还是从瑞彬那儿，他们共同做的研究艾滋病维权的案例调查，他的质朴和纯真，或许从自己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影子，所以我们的友谊就有了滋润的土壤，还有就是我们都爱法语。

说到瑞彬，用李巍的话说，是个厚道人。在万柳的校车上，在西门鸡翅的饭桌上，在去成都的火车上，我们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辩论，奠定了我们友情的基础。我认为中国的前途在教育，必须大力办基础教育，把义务教育落到实处，这样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和素质，才能培养出占社会大多数的拥有一定财产和知识的中产阶级，从而水涨船高地完成中国的启蒙，迂回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他坚信当务之急是要建立成熟的市场，限制政府干预，放宽中小企业贷款，提高人民收入。我说你讲的都是政府现在在做的，我所说的教育是长远目标，是不能短期见效而又没有得到政府切实重视的事儿，本没有什么好辩的，但你要能说出来撇开政治体制如何建立成熟市场，我服了你，瑞彬说咱先不说这个，就这样，连续几个不说这个之后，我们的辩论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我们也成了知己，一起逛九寨沟，一起骂英格兰队，一起卖书……他喜欢用四川话拉长了音调叫我的名字，喜欢自称“爷，如何如何”，k歌的时候喜欢唱“两只老虎”和“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个极为搞笑的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痴情人。其实回想起来我们友谊的基础，应该是他情感道路上遇到挫折时我陪他喝酒建立起来的，还只是齐家并没有上升到治国的高度，同理，我们还喜欢过同一个女孩……（to be continued）